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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博士研究小姐10年一个只谈过2次恋爱的乖乖女访谈了23位小姐

发布日期:2019-07-09 16:40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 

  女博士研究小姐10年,一个只谈过2次恋爱的乖乖女访谈了23位小姐

  摘要:女博士研究小姐10年,一个只谈过2次恋爱的乖乖女访谈了23位小姐!尽管存在法律的高压线,但性工作者毕竟是一个为数不小的群体,她们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?有着什么样的心理?女博士研究小姐10年给出了答案。

  女博士研究小姐10年,一个只谈过2次恋爱的乖乖女访谈了23位小姐!一次,在深圳福田的一个夜总会里,夜场的人喝高了,又嗑了药,非要丁瑜试毒品。这时候,“大姐大”站了出来

  丁瑜,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。曾就读于香港大学、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。研究方向为性别研究,包括中国性产业与性工作者等。2016年6月,她出版专著《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》。

  2014年2月,央视新闻频道播出《屡扫不绝的东莞黄流》后,东莞警方重拳出击涉黄场所,并引发全国性严打涉黄犯罪活动。如今已逾三年。

  尽管存在法律的高压线,但性工作者毕竟是一个为数不小的群体,她们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?有着什么样的心理?学者丁瑜用将近十年的时间给出了答案。多年的田野调查,和她们同吃同睡,在丁瑜的笔下,结论有点让人意外:对于大多数小姐来说,物质利益并非她们进入性产业最重要的目的。

  丁瑜:纯属偶然。在英国读硕士时,有一门课程要求分组做报告,我们小组被分到了娼妓问题。

  查资料时,一位英国作者提到,这群女性在日常工作中,看起来权力很大,有很多可以自己商榷的时刻,但在资本主义环境里,她们是不太自由的。前半部分的论点,让我三观颠覆,我从来没有想到这群人还有自由度和商榷的权力。当时也会和宿舍同学讨论,她们有的说这是一种对女性的剥削,有的说应该合法化,然后抽税。我当时觉得挺新奇。到了申请香港大学博士时,想到了这场讨论,就开始了。

  剥洋葱:一个从没在10点以后回过家、只谈过两次校园恋爱的乖乖女,一个游走于声色犬马、灯红酒绿之间的性工作者群体,你们属于两个世界。

  丁瑜:对。最开始完全是两眼一抹黑。已经不能用紧张来形容了。开题一年,我还没有开始做田野。一次月会上,导师说,如果你不在一个星期内找到两个“小姐”开始你的观察,那你就不要做这个题目了。我当场就哭了,紧张又焦虑。

  丁瑜:被导师逼了,没有办法,只能去找,滚雪球的方式。先是深圳的一位记者朋友,带着我去找到一个站街女,这个女孩愿意和我聊;后来又通过香港那边导师的朋友认识了一位以前做过“小姐”和“妈咪”、有黑社会背景的“大姐大”。再通过她们去认识更多人。

  丁瑜:那是在广州,我一个男性朋友叫到他家里。女孩到了,我朋友躲进房间。女孩看到我有点懵。我解释,我是做研究的。她还是有点羞涩、尴尬。我问一堆问题,她只回答“嗯”、“是”、“哦”几个简单的字,这种奇特的场面持续了大约半小时。

  后来,她看了我手里的访谈提纲,发现问题都很常规,比如家乡在哪里,在城市的生活什么样子。她明白了,我的目的很简单。态度就好一些了,局面打开了。

  丁瑜:深圳的记者朋友带我去的。楼梯上灯光红红的、暗暗的,一排穿着吊带裙的姑娘站在楼梯上迎客。一进门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的舞池,我看到有男人搂着女人跳舞,把手搭在女人屁股上。那是第一次去夜总会。因为有人带着,我一点也不紧张、害怕。反而觉得比较新奇。

  剥洋葱:在我们印象里,夜总会是离毒品、艾滋病比较近的地方,你有没有遇到过危险的情况?

  丁瑜:有。跟着“大姐大”,比较容易看到深层的东西。一次在深圳福田的一个夜总会里,夜场的人喝高了,又嗑了药,非要我试毒品。这时候“大姐大”站了出来,说我是她的人,不要为难我。我的身份是直接告诉他们的,大家都觉得我的学生身份是无害的,也不会刁难我。导师说我很幸运,都没有碰到什么问题。真有问题,也会有人罩着。

  丁瑜:零零散散地住了大半年。大部分时候,我和她们见面都是在工作场合,或者约出来吃饭。在家里,才可以看到她们生活中的样子。

  比如广州的那个女孩,是和别人合租。我当时二十五六岁,她们都是二十出头,她们谈论的都是我们那个年纪都会谈论的问题。她们也会看电视,打扫卫生、买菜做饭、逛街买东西、去健身房,都是很普通的生活。她们所谓特殊的生活,也都是我们的想象而已。唯一的区别是作息。她们一般是晚上吃完饭,换衣服、打扮、出去上班。

  剥洋葱:为什么你的研究结论说,相比“性工作者”,她们更愿意被称作“小姐”?

  丁瑜:“性工作者”是很学术的名词,不是特别口语化。“性工作者”虽已广泛被研究者和行动者接受并赋予了进步意义,但女性从业者本身却对之有不同的理解。

  她们觉得这是比较奇怪的称呼,这个称谓只突出了“性”,抹煞和隐藏了她们工作中的大量甚至有时是绝大部分非性的内容,性这件事,人们是不能光明正大和肆无忌惮讨论的,她们觉得,更加被污名化了。

  而且,部分从业者并不认同“小姐”是一种工作,它不能保证稳定收入、没有带来尊严感、不需要责任心、没有带来目标与方向感。

  丁瑜:一方面她们会强调自己和女工不同,女工更苦、更累、更惨,她们做“小姐”,能赚更多钱、更轻松,比女工好。她们会把自己做的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去描述。但又不会告诉家人自己在做什么。挺矛盾的心理。她们对“小姐”这个身份,既觉得没什么,又觉得有什么。

  丁瑜:我遇到的人,不存在被拐卖或被逼迫,都是自主选择。在农村妇女受教育的情况依然不是很乐观的情况下,不做这个,好像也没有其他特别好的选择。

  丁瑜:我在文章里曾写过,物质利益对于大多数小姐来说并非进入性产业最重要的目的。钱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,但从她们的叙述与日常实践中我看到更多的是,对于参与国家现代化进程、分享到进步果实的急切。城乡二元与不平衡发展的状况加剧了这种渴望。别的打工方式都不能满足这样的欲望,她们便寻求了另一条路。

  丁瑜:她们并不是提供性服务这么简单。她们会给自己投资,把自己收拾得美一点,要有更多的方法来吸引客人,比如要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,在和客人交谈时才不会显得乏味。她们也对自己身体投资,以换取更好的报酬,或许并没有转行,也没找到更好的出路,有人会觉得被人包养会比较好,有段时间就对着一个人就可以了,很稳定。但是怎么才能被包养,还需要自我投资上的准备。

  剥洋葱(微信ID:boyangcongpeople):那她们怎么看待自己“小姐”的身份?

  丁瑜:一方面她们会强调自己和女工不同,女工更苦、更累、更惨,她们做“小姐”,能赚更多钱、更轻松,比女工好。她们会把自己做的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去描述。但又不会告诉家人自己在做什么。挺矛盾的心理。她们对“小姐”这个身份,既觉得没什么,又觉得有什么。

  丁瑜:我遇到的人,不存在被拐卖或被逼迫,都是自主选择。在农村妇女受教育的情况依然不是很乐观的情况下,不做这个,好像也没有其他特别好的选择。

  丁瑜:我在文章里曾写过,物质利益对于大多数小姐来说并非进入性产业最重要的目的。钱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,但从她们的叙述与日常实践中我看到更多的是,对于参与国家现代化进程、分享到进步果实的急切。城乡二元与不平衡发展的状况加剧了这种渴望。别的打工方式都不能满足这样的欲望,她们便寻求了另一条路。

  丁瑜:她们并不是提供性服务这么简单。她们会给自己投资,把自己收拾得美一点,要有更多的方法来吸引客人,比如要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,在和客人交谈时才不会显得乏味。她们也对自己身体投资,以换取更好的报酬,或许并没有转行,也没找到更好的出路,有人会觉得被人包养会比较好,有段时间就对着一个人就可以了,很稳定。但是怎么才能被包养,还需要自我投资上的准备。

  丁瑜:只是不同工作中的一种选择。和卖保险、当保姆、做幼儿园老师相比,她们的区别只在于道德上的那层东西。这种羞耻感是整个社会环境和文化赋予它的,如果不是这层道德感,她们从事的工作和其他工作没什么差别。

  丁瑜:我不太期待能做些什么。首先期望大家可以光明正大地去讨论这个问题,只有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更多认知,对这个群体有更多了解,关注她们,才能谈服务她们。现在谈合法化,都还太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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